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，我在澳门一座耶稣会会院里，参与了一次特别的和好圣事。听告解的是一位慈祥的神父，他的眼神让我想起教宗方济各——充满谦卑与温暖。当我轻轻推门而入，跪下的那一刻，他柔声问道：“孩子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我依着传统回应：“神父，我来办告解。”他并未直接进入规程，而是继续探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来办告解？”我低声回答：“因为我犯了罪。”片刻寂静后，他轻轻地说：“我们都是罪人。”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，像一道光突然照进心底深锁的角落。

我向来不怎么喜欢办告解。每每做这件事，总让我羞愧难当，仿佛要将自己的不堪、软弱与丑恶，赤裸裸地铺陈在别人面前。更让我感到无力的是，我深知许多坏毛病或许穷尽一生也改不掉、除不尽。沉重的罪恶感让我误以为，必须将自己洗刷得一尘不染，才有资格走到祂面前。然而，这条自我洁净之路，换来的却是无止境的深渊——因为我本是个罪人，越是试图洗净，就越发看清自己的污秽与不堪。

可这一次，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神父那句“我们都是罪人”，没有丝毫审判的意味，反而充满了真诚的共情。我感受到，他和祂并非高高在上来定我的罪，而是真切地看到了我那份渴望与祂和好的心，并愿意帮助我，带着这份最热切的渴望，来到祂面前。

由于语言差异，沟通中偶有障碍。每当我因听不懂而睁大眼睛望着神父时，他便立刻察觉，随即用更缓慢的语速、更简单的词汇，一遍遍耐心重复，直到我完全明白。我曾固执地认为，平安必须等到告解结束、念完补赎经文的最后一刻才会降临。但这一次，我竟在划下十字圣号、开口说“神父，我犯了罪”的瞬间，就被一种深沉的平安温柔地包围了。我恍然明白，办告解不再是撕裂自己伪善的外衣，而是主动将那些曾用于遮掩的双手放下，向祂全然敞开，允许祂看见我所有的伤口，并亲手为我包扎。

几天后，在南京教区，我参与了一台韩文弥撒。神父讲道时声情并茂，台下教友时有会心的微笑，我却因语言的壁垒而置身事外，一句也听不懂，内心泛起微微的不安。然而，当我上前恭领圣体时，神父庄重地举起圣体，用清晰而标准的普通话说：“基督圣体。”我虔声回应：“阿们。”就在那一刹那，那份熟悉的、温暖的平安再次将我整个笼罩，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。我立刻想起了澳门那间小小的告解室，想起了那份被紧紧包裹的感觉——祂真的就在那里，从未离开。原本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疏离与不安，在“阿们”声落下的瞬间，变得支离破碎。唯一存留的，就是与祂同在的、确凿的平安。

这两次跨越澳门与南京的信仰经验，它们共同向我揭示了一条关于真实和接纳的道理。我们常常误以为，必须达到某种道德或心灵的完美状态，才配走向祂。我们努力掩饰自身的破碎与瑕疵，试图以光鲜完整的自我去换取恩典，仿佛祂的爱是一场交易。然而，那位在告解室中通过神父的口说出的“我们都是罪人”，以及在那语言不通的弥撒中临在于面饼中的祂，却彻底击碎了这种幻觉。祂的到来，不是为了会见那个我们幻想中“已经修好”的自己，而是为了触碰、医治并拥抱那个“真实”的我们——带着所有软弱、失败与不堪的、本真的我们。

在澳门告解室中，我体验到接纳是治愈的开始。当我停止伪装，不再试图用完美的说辞包装自己的过犯，而是带着原初的创伤与渴望坦然呈现时，我并未迎来想象中的斥责，反而被一种“同是罪人”的深刻共情所拥抱。这让我明白，真正的勇气并非来自于无瑕，而是来自于敢于承认并呈上自身破碎的诚实。就像圣经中耶稣回答他们说：“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，而是有病的人。我不是来召叫义人，而是召叫罪人悔改。”(路加福音 5:31-32)

而南京那台语言完全不通的弥撒，则进一步拆毁了我心中另一堵高墙——形式的墙。当我的理智无法从讲道中获取任何滋养时，信仰的核心反而在纯粹的礼仪行动与圣事中，以一种超越理性的方式向我显现。神父那句标准的“基督圣体”，成为了穿透一切文化、语言与形式障碍的利剑，直指圣事最本质的核心：祂的临在本身。这深刻地启示我，信仰的实质远胜于言语的理解与形式的完美；它扎根于心灵与祂真实的相遇，这种相遇能够穿越一切表象的混沌，直接将平安赐予灵魂最深处。

因此，这两个经验成为了我生命中稳固的“锚点”。它们不仅是“要常办告解、要常领圣体”的具体劝谕，更是指向一个更宏大的生命态度：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，难免会因自身的有限而陷入自责，或因外界的纷杂而感到迷失。此时，最需要的，并非耗尽心力去自我漂白，或执着于寻找“正确”的形式，而是学习一次又一次地带着真实的自己，回归到那赐予平安的源头。无论是通过和好圣事中那份被全然接纳的体验，还是在感恩圣事中与祂最亲密的结合，都是在操练一种信心——相信祂的平安，足以覆盖所有的不安；祂的恩典，足以承载一切的破碎。

祂的平安，常与我们同在！！！